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凱因斯於1930年所寫之文章

 

現在,關於經濟前景的悲觀論調正不絕於耳。我們常常可以聽到人們說,作為19世紀特徵的經濟突

飛猛進的時代已經結束;而一度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也開始放慢了腳步——無論如何至少在英國是

如此;在未來十年中,經濟的繁榮程度將會衰退而不是高漲   我認為上述說法是對目前狀況的一個粗暴的誤解。現在我們所遭受的痛苦,不是老年性風濕病,而是由於發育過速引起的發育性陣痛,是兩個經濟階段之間重新 調整的過程所引起的痛苦。技術效率的提高速度超過了勞動力吸收問題的解決速度;生活水平的提高,步子也稍大了一些;世界的銀行和貨幣制度阻礙了利率的下 降,使得貨幣的供求平衡不能迅速恢復。而即使如此,由此所產生的浪費和混亂,其後果也不過涉及國民收入的7.5%;即我們在每一鎊中浪費掉了1先令6便 士,只得到了18先令6便士,而如果我們明智一些的話,本來可以得到整整1鎊;然而,雖然如此,現在的18先令6便士抵得上五六年前的1鎊。我們忘記了, 在1929年英國的工業實際產出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而且我們的國際收支餘額在償付了所有的進口商品後可用作新增對外投資的淨順差額,比其他任何國家的相 應餘額都高,與美國相比,甚至超出了50%。為了便於比較,還可以再假設我們把工資降低一半,把國家債務削減4/5並停止清償,將剩餘的財富以不能生利的 黃金形式貯存起來,而不是按6%或更高的利息貸放出去,那麼我們就會與現在人們羨慕不已的法國的情況相差無幾。但是這能算得上是一種改進嗎?

  普遍性的世界性大蕭條、在一個充滿貧困的世界裡產生的異常巨大規模的失業、我們曾犯下的災難性錯誤,所有這些都使我們失去了洞察力,對於在表面現象下 正在發生的一切視而不見,對於事物發展趨勢的真實解釋置若罔聞。悲觀主義有兩種相反的論調:一種是革命者的悲觀主義,他們認為事態已惡化到無以復加的地 步,只有進行激烈的變革才有一線生機;另一種則是反動分子的悲觀主義,他們認為我們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的平衡已是如此岌岌可危,因此不能再冒險進行任何嘗 試。我認為這兩種論調都是錯誤的,這一點,在我們這一代就會得到證實。
  不過,本文的意圖並不在於詳細探討當前或即將出現的情況,而在於使我們能夠擺脫短淺的目光去眺望遙遠的未來。對於100年後我們的經濟生活水平,可以作出一些什麼樣的合理預期呢?我們的子孫後代在經濟上會有一些什麼樣的可能發展前景呢?
  從有史以來,比如說,從公元前2000年開始,到18世紀初期,生活在世界各個文明中心的人們的生活水平,並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當然中間是時有起伏 的。瘟疫、饑荒、戰爭等天災人禍時有發生,其間還有若干短暫的繁榮時期,但總的來看,不存在漸進或激進的變化。一直到公元1700年為止的4000年間, 某些時期的生活水平也許比別的時期要高上50%,但不會超過100%。
  這種緩慢的發展速度,或者說發展的停滯,是由於兩個原因——一是極其缺乏重大的技術革新,再就是未能進行資本積累。
  從史前時期到比較晚近的時代這一漫長期間,始終缺乏重大的技術革新,這一現象確實是異乎尋常的。凡是在近代初期人們所擁有的那些真正至關重要的事物, 幾乎每一樣都在歷史的原始時期就已廣為人知:語言,火,與我們今天一樣的家畜,小麥、大麥、葡萄和橄欖,耕犁、車輪、槳、帆、皮革、麻布和織物,磚瓦和罐 壺,黃金和白銀,銅、錫和鉛——鐵是在公元前1000年前被發現的——銀行學、治國術、數學、天文學和宗教。至於我們究竟是在什麼時候首次開始擁有這些事 物的,並沒有確切的歷史記載。
  在史前的某些時期——也許是在最近一次冰河期以前某個比較安樂的間歇期——一定曾經有過一個充滿進步和創新的時代,這個時代可以與我們現在所生活的時代相媲美。但是在整個有記載的歷史的大部分時期,卻未曾出現過類似的情形。
  我 認為近代時期是從資本積累開始的,而資本積累又始於16世紀。我相信——我不能在此詳述其原因,以免喧賓奪主——這最初是由於西班牙把黃金財寶從新大陸帶 到舊大陸,從而引起了物價上漲,並帶來了利潤的增長。從那時起到今天,按複利計算的資本積累的力量,在彷彿沉睡了許多年以後,又甦醒過來並重新恢復了活 力。而200年來複利的力量所起的巨大作用簡直是超乎想像的。
  為了能說明這一點,在此我給出一個我所作的計算。英國現在的對外投資總額估計大約有40億鎊,這每年能為我們帶來大約6.5%的利息收入,這筆收入的 半數,我們把它帶回國享用;另一半,即3.25%的利息收入,則在國外按複利計算積累起來。這樣的事我們已經進行了大約250年。
  我認為英國對外投資的始端可追溯到1580年德雷克從西班牙盜竊的大批財寶。在那一年他帶著從富庶的印度劫掠來的數量驚人的戰利品回到了英國。伊麗莎 白女王是資助這次遠征的辛迪加的一個大股東。她把自己所獲得的一份用來清償了英國的全部外債、平衡了自己的預算,最後手裡還剩下4萬鎊。她又再把這4萬鎊 投入到東方公司,這個公司也是生意興隆,大發利市。東印度公司就是靠這個公司的利潤起家的,而東印度公司這個巨型企業的利潤又為日後英國的對外投資打下了 基礎。把4萬鎊按3.25%的複利累積起來,其數額恰巧與英國在各個時期對外投資的實際總額相差無幾,算到今天這個數額總計應為40億鎊,而這就是我在前 面已經引用過的英國目前對外投資的總額。因此,德雷克在1580年帶回來的財寶中,每一鎊現在已變成了10萬鎊。複利的力量就有如此之大!
  從16世紀起,科學和技術發明的偉大時代開始了,在18世紀後這個勢頭日益強勁,而從19世紀初開始,更進入了鼎盛時期——煤炭、蒸汽、電力、石油、 鋼鐵、橡膠、棉花,化學工業、自動機械、大規模生產的方法,無線電、印刷術,牛頓、達爾文和愛因斯坦,還有其他家喻戶曉的人和物,成千上萬,不可勝數。
  那麼這一切導致了什麼樣的後果呢?儘管世界人口有了巨大增長,同時這些人口還必須有相應的住房和機器設備與之相配合,但是我認為,歐洲和美國的平均生 活水平還是提高了將近4倍。而資本的增長所達到的規模,比之於以前所知的任何時代,要遠遠超過上百倍,而且今後人口未必會再次出現如此巨大的增長。
  如果資本每年增長,比方說2%,那麼世界的基本固定資產將會在20年裡增加50%,而在100年裡將增加7.5倍。可以從物質方面,比如說住房、運輸之類,來想像一下這種發展前景。
  同時,近十年來,在工業和運輸方面的技術改進,其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美國1925年的人均工業產值比1919年提高了40%。在歐洲我們被暫時的障 礙所阻滯,但即使如此,仍然可以肯定地說,技術效率的增長率總體上每年至少在1%以上。現在顯而易見的是,儘管革命性的技術革新迄今主要是發生在工業領 域,但很快將衝擊到農業方面。糧食生產效率的進步,將與礦業、工業和運輸業所取得的進步同樣巨大,而我們也許正處在這種巨變的前夜。在好些年以後——即在 我們自己這一代——也許可以只付出原來一向使用的人力的1/4,就能夠完成在農業、礦業和工業上的操作了。
  目前,這些變革的高速度正使我們苦惱不已,它們帶來了不少有待解決的難題。那些不是處於進步隊伍前列的國家,也遭受著同樣的痛苦。一種新的疾病正在折 磨著我們,某些讀者也許還沒有聽說過它的名稱,不過在今後幾年內將聽得不想再聽——這種病叫做「由技術進步而引致的失業」。這意味著失業是由於我們發現節 約勞動力使用的方法的速度遠遠超過了我們為勞動力開闢新用途的速度而造成的。
  但這只是經濟失調的暫時階段。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從長遠看,人類終將解決其經濟問題。我敢預言,100年後進步國家的生活水平將比現在高4-8倍。即使是根據我們現有的知識看,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而且即使是作更樂觀的估計,也並非異想天開。
  為了便於討論,且讓我們設想,100年後所有我們這些人的經濟境況平均要比現在好上8倍。毫無疑問,這對我們來說應該是不足為奇的。
  現在可以肯定的是,人類的需要是永無止境的。不過,人類的需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絕對的需要,即是說,不管周圍的其他人境況如何,我們都會感到這 種需要的存在;另一類是相對的需要,即是說,只有當這種需要的滿足能夠使我們凌駕於他人之上,產生一種優越感時,我們才會覺察到這種需要的存在。這第二類 需要,即滿足優越感的需要,也許才真正是不知饜足的,因為當一般的水平有了提高之後,這種需要也會水漲船高。不過,絕對的需要也許將很快達到,其實現的時 間也許要比我們大家所意識到的還要早得多,而當這些需要得到了滿足,那時我們就願意把精力投放到非經濟的目的上去。
  現在談談我的結論。我想,您對這個結論思考得越深入,就會發現它是越發的超乎想像、令人驚詫。
  我得出的結論是,假定不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沒有大規模的人口增長,那麼,「經濟問題」將可能在100年內獲得解決,或者至少是可望獲得解決。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展望未來,經濟問題並不是「人類的永恆問題」。
  您也許會問,為什麼這樣就讓人驚詫?這的確值得令人驚奇。如果我們不是眺望未來,而是回首過去,就會發現,迄今為止,經濟問題、生存競爭,一直是人類首要的、最緊迫的問題——不僅是人類,而且在整個生物界,從生命的最原始形式開始莫不如此

  因此,顯而易見,我們是憑藉我們的天性——包括我們所有的衝動和最深層的本能——為瞭解決經濟問題而進化發展起來的。如果經濟問題得以解決,那麼人們就將失去他們傳統的生存目的。
  那麼這對人類到底是福還是禍呢?如果你完全相信生命的真正價值,則這一遠景至少為我們展示了從中獲益的可能性。不過,那些經過無數代的培養,對於普通 人來說已是根深蒂固的習慣和本能,要在幾十年內加以悉數拋棄,以使我們脫胎換骨、面目一新,是難乎其難的。慮及這一點,我仍然不能不感到非常憂慮。
  用我們今天的話說,這會不會引起普遍的「精神崩潰」呢?對此,我們已有了些許體會。我所說的這種精神崩潰現象在英國和美國富裕階層的家庭婦女中,已是 極為尋常。這些不幸的婦女,她們中的許多人被自己的財富剝奪了傳統的任務和工作,由於經濟上的必需這一刺激已經消失,所以她們從烹調、灑掃和縫補這類活動 中已不能得到足夠的快樂,而又難以找到更愉快的消遣。
  對那些為了每日的面包而辛勤勞動的人來說,閒暇是一件令人嚮往的樂事;而當這種嚮往成為現實時,他們才發現原來是另一番滋味。
  據說有這樣一段墓誌銘,是一位打雜女工為她自己寫的:
  別為我悲傷,
  朋友們,
  別為我哭泣。
  現在我什麼也不用幹了,
  而將永遠永遠地休息。
  這就是她的天堂。如同其他渴望閒暇的人一樣,她想像要是讓別人來歌唱而她在一旁傾聽,這樣打發時光的方式將是多麼美妙,因為在她的詩中還有這樣兩行:
  天空中迴蕩著聖歌和甜美的音樂,
  而我在一旁傾聽,什麼也不做。
  然而,只有對那些不得不歌唱的人來說,生活才是差強人意的——可是我們當中又有幾人真正能夠放聲歌唱呢!
  因此,人類自從出現以來,第一次遇到了他真正的、永恆的問題——當從緊迫的經濟束縛中解放出來以後,應該怎樣來利用他的自由?科學和複利的力量將為他贏得閒暇,而他又該如何來消磨這段光陰,生活得更明智而愜意呢?
  那些孜孜不倦、一心一意的圖利者,也許會把我們大家帶上通向經濟豐裕的跑道。但當這種豐裕實現以後,只有這些人才能在這種豐裕中獲得享受:他們不會為了生活的手段而出賣自己,能夠使生活的藝術永葆青春,並將之發揚光大,提升到更高境界。
  我認為,沒有任何國家、任何民族,能夠在期待這種多暇而豐裕時代的同時,不懷有絲毫的憂懼。在國內,長久以來,我們都是被訓練著去奮鬥而不是去享受。 對那些沒有特殊才能來寄託身心的普通人來說,這是件可怕的事,特別是當他再也不能在傳統社會的溫床和他所珍視的那些風俗習慣中找到自己的根基時,這個問題 就顯得尤為嚴重。從今天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富裕階層的所作所為和取得的成就來看,解決這個問題的前景是非常黯淡的!因為這些人可以說是我們的先鋒,他們在 為我們探尋希望之地並在那裡安營紮寨。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已經遭到了慘重的失敗。所以在我看來,似乎只有那些有獨立收入而又沒有社會關係或職責來約束的人, 才有可能解決這些困擾他們的問題。
  在以後的許多年間,我們的劣根性仍然會如此的根深蒂固,所以,任何人如果想要生活得舒心暢意,那麼他就必須得幹一點工作。比起現在的富人們來,到那個 時候我們將為自己多做些事。如果有些什麼細小的任務要擔當,或者有些日常瑣事要料理,我們將感到非常高興。不過當工作量超過這一限度時,我們將努力減輕每 個人的負擔,對於到那時仍然必須完成的一些工作,我們將儘可能廣泛地進行分配。3小時一輪班或每週15小時的工作,也許會使上述問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得 以緩解。因為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每天工作3小時,已足以使我們的劣根性獲得滿足。
  此外,在其他領域也會發生變化,我們必須預料到這一點。當財富的積累不再具有高度的社會重要性時,我們原先的道德準則會發生重大變化。我 們將可以擺脫200年來如惡夢般困擾我們的那些虛偽的道德原則,在這些偽道德原則下,我們一直把人類品性中某些最令人厭惡的東西抬舉為最高尚的美德。到那 時,對於金錢動機,我們將有膽量按照其真實的價值來加以評價。對金錢的愛好作為一種佔有慾——它區別於作為享受生活、應付現實的手段的那種對金錢的愛好 ——將被看作是某種可憎的病態,是一種半屬犯罪、半屬變態的性格傾向,人們不得不戰戰兢兢地把它交付給精神病專家去處理。那些影響財富分配和經濟上的酬報 和懲罰的各種社會習俗及經濟慣例,不管它們本身可能是多麼地令人憎惡、有失公平,由於它們對促進資本積累有極大的作用,因此現在我們得不惜一切代價加以維 持;但是到那時我們將從中解放出來,並終將摒棄它們。
  當然,到那時將仍然有不少人懷著強烈的、貪得無厭的意圖,盲目地追求財富,除非他們能夠找到某種可能的替代目的。不過,我們其餘的人將不再有任何義務 對這類意圖表示讚許和鼓勵。幾乎所有的人都不同程度地被大自然賦予了這種「意圖」,不過,到那時我們可以在比今天更為穩妥自如的情況下,更加細緻深入地探 索這種「意圖」的真正性質。所謂意圖,其含義是,我們更關心自己的行動在遙遠的將來所導致的結果,而非行動本身的性質和對我們自己周圍環境的直接影響。那 些「有意圖」的人,總是企圖通過把他們對行動的興趣向後推延來確保他們的行動具有一種假想的和虛妄的永恆性。他所喜歡的並不是他的貓,而是他的貓所生的小 貓;實際上,他喜歡的也不是小貓,而是小貓的小貓。這樣無窮無盡地遞推下去,到最後,他所追求的不過是抽象的「貓」的概念。對他來說,果醬並不是果醬,即 決不是今天這聽實實在在的果醬,而是想像中的明天的那聽果醬。因此,通過把他的果醬不斷地推向未來,他竭力想要從他的行動中昇華出一種永恆性來。
  讓我們回憶一下《西爾維亞和布魯諾》中的那位教授:
  門外的人低聲下氣地說:「只是一個裁縫,先生,是來收賬的。」
  「啊,我可以很快解決他的事情,」教授對他的孩子們說,「你們只需等一小會兒。今年的賬是多少,我的朋友?」他正說著,裁縫已經走了進來。
  「你曉得,這筆賬是每年翻一番的,現在已經這麼多年了,」裁縫有點生硬地回答道,「我現在就想拿到現錢。已經有2000鎊了!」
  「喔,這不算什麼!」教授滿不在乎地說,一邊在口袋裡摸索著,彷彿他總是隨身帶著那樣數目的一筆款子似的。「不過,如果你願意的話,為什麼不再等上一年,讓它滾成4000鎊呢?想想看,那時你會多麼富裕!要是你願意,你簡直可以成為一個『國王』!」
  「我可不清楚我是不是想成為國王,」裁縫若有所思地說,「不過這筆款子聽起來的確數目不小!好吧,我看我還是等一等吧……」
  「你當然會這麼辦的!」教授說,「我知道,你是個精明的人。再見,我的朋友!」
  「你真的打算付給他4000鎊嗎?」等那個債主離去,關上門以後,西爾維亞問。
  「那怎麼會,我的孩子!」教授毫不猶豫地回答,「他會讓這筆錢一直滾下去,直到他死為止。你看,只要再等上一年,這筆錢就會變成現在的兩倍,這件事總是值得去做的啊!」
  我們這個民族,曾經不遺餘力地讓「不朽」的允諾成為自己宗教的核心和本質,但同時又最熱衷於對複利原則的運用,並且對這一「最有意圖性」的人類制度抱有特殊的眷戀之情,這一現象也許不是偶然的。
  因 此,我認為當達到這一豐裕而多暇的境地之後,我們將重新抬起宗教和傳統美德中最為確鑿可靠的那些原則——以為貪婪是一種惡癖,高利盤剝是一種罪行,愛好 金錢是令人憎惡的。而那些真正走上德行美好、心智健全的正道的人,他們對未來的顧慮是最少的。我們將再次重視目的甚於手段,更看重事物的有益性而不是有用 性。我們將尊崇這樣一些人,他們能夠教導我們如何分分秒秒都過得充實而美好,這些心情愉快的人能夠從事物中獲得直接的樂趣,既不勞碌如牛馬,也不虛度歲 月,逍遙如神仙中人。
  可是要注意!談論上面所說的這一切現在還為時尚早,至少還得等上100年。而現在我們必須自欺欺人地把美的說成醜的,醜的說成美的,只是因為醜的有用 而美的不能帶來實惠。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我們仍然還得把貪婪、高利盤剝和謹慎奉為神明。因為只有這些才能把我們從經濟必要性的沼澤中帶出,走上康莊大 道。
  因此,我盼望在不太遙遠的將來,整個人類的物質生活條件能夠發生前所未有的巨變。不過,當然這個巨變將是漸進的,而不會一蹴而就。實際上,這個巨變現 在已經拉開了序幕。這一變化的進程將只是意味著,那些經濟必需問題已經得到實際解決的階層和集團的人數會越來越多。當這種狀況有了普遍的發展從而使得「對 鄰人之愛」的性質發生變化之後,我們就會認識到其間的關鍵性差別。因為當經濟上的意圖對你來說已不再是合情合理的時候,對別人卻可能仍舊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邁向經濟上的這一極樂境地的速度,取決於以下四個因素——我們對人心的控制力量,避免戰爭和內證的決心,把理應屬於科學領域的事務交付給科學來處理的自覺意願,以及由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差額所決定的積累的速度。只要前三者不出問題,最後一點也就會迎刃而解。
  我們在進行經濟性目的活動的同時,也應當提高生活的藝術水平,並進行一些試驗來為我們的終極目標作些適當的準備,我看這是沒有什麼壞處的。
      但首要的一點是,我們不能過高估計經濟問題的重要性,不能為了它假想的必要性而在其他具有更重大、更持久意義的事情上作犧牲。經濟問題應該成為由專家來處 理的事務——就像牙病應由牙醫來處理一樣。如果經濟學家們能夠作出努力,使得社會把他們看成是平凡而又勝任其職的人,就像牙醫的地位一樣,那就再好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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